在2022年年末，有一家做新能源锂电池研发生产的头部科技公司正式提交了A股上市申请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16年，至今已有六年多了，公司估值已达180亿元。但很多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家公司总部并不在一线大城市，它位于湖北一个仅有86.5万人的普通县级市大冶。

如今，这个县城将出现一家上市公司，这对当地的税收、就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。像这样的公司并非个例。据证券时报统计，目前内地资本市场现于上市公司的数量接近了900家，约占总数的1/6。这些上市公司从无到有到逐渐壮大，可见我国县城也许正在迎来新一轮的高光时刻。在改革开放之初，我国县城曾有过一次高光时刻，你比如说义乌、东莞、晋江等。就拿晋江来说吧，百姓从当地耐克工厂学到了这些手艺，开起了家庭小作坊，晋江私人经济迅速发展，后来一步步成长为中国鞋都，像安踏、特步等国产品牌都是从这里走出。但这轮高光时刻持续的时间不长。到了90年代后期，大城市化成为趋势，人口、资金都开始融入大城市，很多县城就逐渐没落了。那当下我国县城为何会再次获得重视？是呢，一方面与我国县城的交通物流网络建设完善有关，现在县城的基础设与达成差距逐渐缩小，有些创业者人在县城，团队其他成员在国内其他城市，还有的在国外，只需要网络就可以沟通，即使身在小县城，企业产品也能走出去，也能赚到钱。另一方面呢，与新一轮产业转移有关，相比人工智能、互联网、大厂等企业聚集的一线大城市，像如今的热门新能源、新材料制造业和农业等企业，更在乎人工成本、用电成本和用地成本，这时县城资源就比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更具优势。

改革初期，县城的逆袭者大多数是沿海地区经济大省下面的县城，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有关，向义乌、东莞、晋江等优先获得了发展红利。如今啊西一轮县城逆袭者面临分化，最先汇及大城市周边的县城，他们分享大城市的交通和产业。起到疏解人口的作用。其次是有自身特色产业的县城。有的县城旅游业发达，有的蔬菜种植发达，有的在新材料、新能源方面有潜力的。未来面临最大的考验是那些地理位置不佳、产业还很薄弱的县城。过去许多地方靠卖地来支撑经济，这种模式走不通了。

县城要想逆袭，就要有自己的产业，有人才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营商、环境等服务的完善，每一步都还需要实践。我国县城承载全国六成以上户籍人口，创造全国38%以上GDP的总量，那未来能否出现更多的逆袭者呢？值得期待。